1908年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拍摄的莫高窟
莫高窟藏经洞
撰稿｜知蓝
静处千里之外的漠北，敦煌，仿佛被时间遗忘。即便交通发达的今天，从国内很多城市至敦煌，依然需要花上大半天光景。但在传播文化这件事上，敦煌的眼光远超想象。
近日，全球首个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数字藏经洞”正式上线，其综合运用高清数字照扫、游戏引擎物理渲染和全局动态光照等，生动再现藏经洞及百年前室藏6万余卷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
时间回到1900年5月26日，莫高窟道士王圆篆，在第17窟（现编号）中偶然发现一个“藏经洞”，里边藏有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1世纪历代文物五万多件。
很快，藏经洞发现的文物以及石窟所构成的敦煌文化进入了国际学术视野。
一百多年前，人们在现场震撼于藏经洞的重见天日；一百多年后，人们穿越时空，在“数字藏经洞”中，亲历100多年前它被打开的时刻。
中国文化藏在“敦煌卷子”
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重重叠叠、密密匝匝堆放于此的文物，多达5万余件，包括4世纪至11世纪的多种古代文献和艺术品，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莫高窟著名的“三层楼”木构窟檐下，掩映着第16号窟，晚唐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功德窟，一座268平方米的大型洞窟。其甬道北侧，竟还藏着一个迷你的窟中窟。坐北朝南，面积仅7平方米。
轰动世界的敦煌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指的就是这方小小斗室。
从这天起，敦煌的历史掀开新篇章，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综合性学科。陈寅恪当年把这个崭新的学术领域称为“敦煌学”。敦煌学家姜亮夫教授认为“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
敦煌藏经洞中的宝藏包罗万象，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等方方面面，用“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来形容，毫不过分。
比如，藏经洞中的文献又名“敦煌遗书”，年代最晚的写于宋咸平五年（1002）。
其中汉文文献中的官私文书尤具史料价值，均为当时的第一手资料；藏经洞出土的《降魔变文》，是图文结合的讲唱手卷，俨然千年前的“看图说话”。大量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等各种文字写成的文献材料，则丰富了少数民族生活和中西交流的历史记录。
多个世界之最，都出自敦煌藏经洞。例如，包括13幅图、50行文字的《全天星图》，据说出自唐代著名天文星占家李淳风，描绘了当时皇家观星台中肉眼所能见到的1348颗星星，可谓全世界最早的星图。
还有成书于唐显庆四年（659）的《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为唐高宗时由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编写，共54卷，是全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典，比欧洲最早的药典——1498年出版的《佛罗伦萨处方集》早了八百多年。
也有不在少数的敦煌遗书，具有填补空白或改写历史的重要意义。敦煌遗书中问世了《切韵》系韵书写本近五十个卷号，由此让人们有可能窥知《切韵》原书的大致面貌；藏经洞里一张关于如何制糖的残卷，仅三百余字，曾吸引文化大家季羡林花去17年时间来研究，进而留下一部83万字的皇皇巨著——《糖史》。
除却内容，敦煌遗书的装帧形态也值得研究。它几乎囊括了古书的各种装帧形式，如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等，其中，传自印度的“梵夹装”，是古天竺把梵文书写在裁制好的贝多树叶上，页页相摞，再用两块木板夹住捆绕起来，更是尽显外来文化的影响。
在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看来，藏经洞所收藏的，是一座能够触及时空多维度的文化宇宙。“在这里我们可以仰望星空，也能够俯瞰大地，可以看到中原的宫廷，也能深入敦煌的民间，更能够看到从长安、洛阳两京通向中亚、印度并远至欧洲的丝绸文化的交流与交融。”
掌握敦煌学的国际话语权
事实上，丝绸之路咽喉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历史上的敦煌，就是东西交流的节点，国际化的前沿阵地，有“华戎所交一都会”之名。闻名世界的敦煌石窟，正是在此环境之下孕育出的东西方艺术融汇的结晶。
但在20世纪30年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发出悲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原来，敦煌藏经洞的开启，正值国运衰落、积贫积弱的清末。藏经洞被发现后，文献文物惨遭流失或遗失。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取走了约一万五千卷；法国人伯希和拿去了约六千六百卷；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也相继取走了不少的文卷。目前仅有八千多残卷保存于国家图书馆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到了20世纪80年代，流传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说，经过敦煌学人的奋力直追，到20世纪末，我国在敦煌学诸多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据了解，全球敦煌文献图版及释文的整理编写工作基本都由中国人完成。“在胡语文献研究等方面，
来源/原标题：“藏经洞”发掘123年 整个中国文化藏在“敦煌卷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