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兰州12月18日电(记者张玉洁)敦煌工匠杜永卫的人生与改革开放同行。1977年,改革开放前夕,一纸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招聘启事,让正在农场插队的17岁青年杜永卫成了为莫高窟造像的人。
“刚到莫高窟时是晚上,从车窗往外看都是楼房。结果第二天一看,哪有楼房,那是崖壁上的洞窟!”杜永卫说,他与千年佛窟的缘分就此开始。
而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代敦煌艺术家深感保护研究工作紧迫,则开始了对年轻人的“突击培养”。
“每逢夜幕降临时,莫高窟前就开起小课堂。我们经常听艺术、历史、考古、民俗等方面的讲座。这个阶段培养出了我对莫高窟的极大热情。”杜永卫说。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嫩芽。这批年轻人在工作岗位上学习锻炼,又前往国内外高等学府深造,很快崭露头角。
1983年,23岁的杜永卫写成《敦煌艺术丛书彩塑分册》。1986年,他主持重修了莫高窟九层楼大佛的双手,大唐气象得以重现。
在研习古代艺术的同时,他开始尝试依托敦煌题材进行创作。1999年,他意外中标,为台湾一处建筑雕塑飞天。
他说,创新是他中标的关键。“艺术在演变,敦煌壁画中有印度的菩萨,也有中国的菩萨。我所做的不是古代的翻版,而是300余身世界各民族的现代飞天。”
四十不惑。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杜永卫选择了辞职创业。“20世纪90年代,国家提倡‘下海’,靠自己的劳动改善生活并不丢人,还很自豪。”他说。告别稳定的工作,他虽有留恋,但更看到了目标。
从“领工资”到“发工资”,市场逼着人往前走。起初,市场对美术产品的需求量很大。杜永卫干得顺风顺水。但不久,市场就暴露出残酷一面。“不是海把人淹死,而是人对海不适应。不去锤炼自己提高本事,就没法在市场立足。”他说。
嗅到博物馆行业的机遇,曾去日本学习过博物馆陈列的他开始涉足于此。“博物馆是给老百姓看的,必须通俗易懂。除了知识性,还要有参与性、趣味性。改革开放以来,技术的发展也让声光电的展示手段成为可能。”
如今,他设计建设的博物馆和陈列馆已有50个。
不久前在甘肃省敦煌市亮相的“莫高里工匠村”,让他10多年来的心愿得以实现。
杜永卫说,以往人们关注莫高窟,却常常忽视了艺术背后的人。“希望能把敦煌工匠的历史留下,也能让年轻人在这里学习传统的泥塑工艺。”
回顾过去40年,杜永卫说,正是改革开放让他有了今天的发展。“我们遇上好时代,一路坦途,有信心干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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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