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一个名叫王圆禄的游方道士辗转来到敦煌的莫高窟。尽管眼前的一切古老而又破败，但这座传说从十六国起就开凿出第一个佛窟，迄今已有千年的“千佛洞”，还是引来这位道教徒的敬仰，他决心留下来，井筹划打通几个洞窟建立一座道观。
在王道士的带领下，几个雇工钻进了人称“吴和尚洞”的洞窟。就在清理淤沙的时候，忽然发现一面绘有壁画的墙是中空的，待打开一看，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洞中满满堆着像小山一样的卷轴，那是古代的经卷、文书和佛画，久远年代以来滞重的气息被搅动了。然而王道士丝毫不知这些古代文献的来历，当地的官员和有钱的士绅也都不屑一顾，于是他便只好用它们当作馈赠的礼物，以换取一些募捐。洞中守护了千年的秘密就这样随着古老的卷轴无声无息地流散去了，竟没有人识得这秘密的分量。
然而，这的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秘密，洞中几乎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在大约5万件的文献里，除却佛经，还有道教、摩尼教、袄救的教义，甚至早期的基督教文化。而除宗教之外，又涉及经济、科技、军事、医药、语言文学和传统典籍各种领域，让人叹为观止。
究竟古人为什么要编织出一个藏经洞的秘密，而且在任何一部历史文献上都没有只字片语的记载？这在敦煌学学者中，至今都存有争论。
由于藏经洞里的文献标有纪年的最晚为11世纪初，那时正值宋初，西夏人攻打了敦煌，于是出现了一种叫做“避难说”的猜测：寺院为了躲避西夏人的进攻，匆匆封起了洞口。然而有人提出了异议：西夏人同样是信奉佛教的，寺院的担忧岂非多虑？于是又有人推测由于当时敦煌的统治者与新疆和田的国王结成了亲家，而更西边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黑汗王国消灭了和田，所以敦煌陷入了恐慌，他们惟恐佛教文化被毁，便辟出一间密室藏经。但依然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藏经洞中的文献展现的不仅是单一的佛教领域，各种民族、各种宗教的文化在这里都有所记录，更有大量反映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决不是狭隘排外的。
另一种“废弃说”的观点这样向人们解释：藏经洞里的卷子是寺院不再需要的东西，但佛教中有个习惯，写过字的纸是不能随便烧毁的，于是就随意堆弃在那里。至于佛教以外的东西，有人说，寺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承担过教育的责任。洞中的文书里有很多“学郎”、“学士郎”抄写的诗歌、读书笔记和打油诗，他们中有的后来成为当地的官员或学者，这在史册中也是有相应记载的。然而一切只是猜测，真实的答案被浩瀚的历史永久地掩盖了。
此时的西方正掀起了去东方探险寻宝的热潮，一支支考古队从中亚进入新疆，像饥饿的猎狗一样嗅着这片土地下无穷的宝藏。沙埋的古城都被挖出来了，高昌，楼兰，尼雅……这一回轮到了敦煌。最先来的是英籍考古家斯坦因。寻宝人的嗅觉都是极其灵敏的，原本只打算剖取千佛洞壁画的他听说了藏经洞的秘密，立刻改变了主意。他谎称自己是玄奘的崇拜者，此行要寻找当年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又拿出四块马蹄银支持王道士修观，愚昧的王道士就这样被骗取了信任。当一支骆驼队背负着数十箱敦煌遗书连夜行进在沙漠中的时候，敦煌目送他们远去，已经能够预料到更大更多的疯狂即将来临。
第二年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伯希和是个汉学家，而且精通中亚一带许多已经死亡了的语言，这使他的寻宝行动如虎添翼。斯坦因用信仰骗了王道士，让王道士打破了对外国人的防线，也尝到了银子的甜头，如今他的道观又急需用钱了，于是伯希和轻松地钻进了藏经洞。伯希和蹲在洞中，靠几根蜡烛，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浏览了全部卷轴。他的确是个行家，挑选出来的有纪年的、除去佛经以外，特别是有中亚少数民族文字的社会文献，都是藏经洞中的精华。满满几十只木箱的文物，辗转河内，最终运抵巴黎。
然后是俄国人，再后来是日本人……那些成就于中国土地上的灿烂文化，却在大英博物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俄国亚洲民族研究所……闪烁着不朽的光芒。
如今，保留在国内的藏经洞文献仅有15000余件，且大多数是佛经。文物流失海外自然是件痛心的事情，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敦煌学正是通过藏经洞文献的流散而为中外学者关注，百年来在大家共同研究推动下，形成了一门具有世界意义的学科。
过去，敦煌遗书曾被狭隘地理解为华夏文化或是佛教文化的体现，而实际上它们是世界文明的浓缩，古代的中原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希腊文明都在敦煌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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